第七章.保安局派的间谍？

1.

张思然想着自己的父亲是在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之间进行联络的交通员，就答到：我是抗联的交通员，我们刚才过江的时候，被敌人的巡逻队发现了，我的父亲为了掩护我就被伪满军打死了。

中尉政治指导员就问：你说你是抗联的交通员，那你的组织关系是在哪里？

“组织关系”？张思然愣住了，他还谈不上是抗联的交通员，只是这些年跟着父亲在伪满各地跑，给父亲打掩护而已，对于地下交通联络的方法、注意事项、上线下线、紧急联络方式等等他是一无所知。不过父亲告诉过他，江对面是苏联同志，跟他们还有抗联算是一伙的，所以他心下倒不是特别害怕。

中尉政治指导员又问他：那你说你是抗联的交通员，有什么人证物证没有？

张思然又答不出来了，他口袋里只有一点满洲国的零钱，还有满洲国的身份证明，哪里找得出什么人证物证？

中尉政治指导员见张思然无言以对，更加认定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奸细，就问道：说出你的真实姓名，你到底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还是满洲国保安局派来的？

1937年左右，为了加强防谍反谍，也为了所谓的表面上独立自主，在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的建议下，由伪满政府正式组建了保安局这一机构，和原来治安部警务司平行。

在伪满**，由治安部警务局长兼任**保安局长，在地方，则由各省警务厅厅长兼任各省保安局局长。警务厅下辖的特务科担任对外反谍防谍事务，而保安局则是在政府军政系统内部负责防谍反谍事务，即内部人员的甄别，另外，由保安局负责向苏联和蒙古地区派遣侦察间谍。

从去年开始，阿巴该图边防站已经捕获多批由满洲**保安局派出的伪满情报人员。

张思然抬起头大声说：我不是日本人，更不是奸细。

这个中国话翻译实际上就是抗联的人，由于越境过江的人很多都是抗联的人，为了躲避日军和伪满军的扫荡而被迫逃到江对岸苏联境内，为了甄别过江的人，所以，抗联就在沿江的几个边防站安排了人员。

中尉政治指导员让士兵把张思然押出去看守起来。然后就问翻译：你觉得这个人是你们抗联的人吗？

翻译仔细想了想，谨慎的说：应该不是我们抗联的人。

中尉政治指导员就很兴奋：看来我们又抓到了一个日军的奸细，肯定是过来刺探军情的。

翻译又说到：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从我们跟他的问答看得出，他很多问题都一直答不上来，而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肯定事先把这些背景材料背得滚瓜烂熟的，张口就来，哪里会像他这样，根本答不出来。

2.

阿巴该图边防站站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尔布斯基大尉在边防支队开会的时候，接到了站里的电话，说抓住了一个日本奸细，政治指导员在电话里询问是否立即奸细送到边防支队来。

站长伊万诺维奇大尉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边防军官，深知政治指导员的业务水平不高，所以他赶紧骑马赶回来，以免政治指导员把人抓错后，贸贸然就送到支队，最后两个人都要接受处分，如果只是处分倒还好，但是还没结束的大清洗的可怕经历告诉他，有时候能保住性命都算不错了。

伊万诺维奇站长回到边防站后，并没有立即去审讯张思然，而是先去详细了解了抓捕张思然的全部过程，他询问了当时参加行动的几名边防战士，了解到对岸发生过交火。

作为一个长年驻守在这里的职业边防军官，站长与偷渡者、抗联的情报人员，红军派出去返回的情报人员还有日军和伪满的情报人员，打过长期的交道，如果是日军的奸细，不会采取如此鲁莽而且显眼的方式偷渡过江，他们一定会趁夜里或者说大雾下雨的时间悄然过江，站长把这些情况都摸了一遍后，才去见张思然。

他来到关押张思然的小木屋，先询问了一下在张思然待的木房子外面站岗的士兵：里面关着的人是什么情况？

守卫立正敬礼：报告站长同志，奸细被关进去后，一直跪在地上，对着江岸对面的方向，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站长还礼后，那守卫打开门放他进去，他站在门口看着跪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张思然，这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小伙子，身材匀称高挑，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算是很健康强壮了。

伊万诺维奇大尉用生硬但尚属标准的中国话问道：你为什么要跪在地上？

张思然抬起头来，满脸泪痕看这个苏联军官，这是一个被称作“中级首长”的大尉，因为他的军衔标志是一颗长方形军衔标志，张思然记得那个中尉政治指导员的军衔标志是两颗正方形，他的军衔领章与中尉政治指导员一样，是镶了金边的，但是只镶了三边，领口这边没有镶金边。他的军衔袖章为角向下的红色角形饰条，佩戴在军大衣的袖子上。

张思然说：我是在跪拜我的父亲，今天他被伪满军打死了，为了掩护我过江，他告诉我，江对面是他的苏联同志。

伊万诺维奇大尉“喔”了一声：那你请起来，坐到这里，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的。

张思然依言站起来，坐到了椅子上，就把全部过程讲了一遍，包括他和父亲最后一次做交通员，然后得到齐齐哈尔交通站被端，**带着宪兵队四处搜捕抗联的同志，所以他们决定通过二卡交通站这里，越境到苏联这边来，但是在江边遇上了兴安警备军的巡逻队，他的父亲为了掩护他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张思然在说这一切的时候，伊万诺维奇大尉一直在观察他，从他的眼神，从他的面部表情，到他的不为人注意的每一个细微的肢体动作，他相信面前这个中国小伙子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所说的和站长刚才从手下士兵那里了解的完全吻合，当然，关于抗联这一块，目前张思然提出不了任何证据，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但是考虑到牺牲的中国同志就是张思然的父亲，这一切又顺理成章的了。

伊万诺维奇大尉是一个思维缜密，而且细心的人，他又问道：第一次审讯你的时候，你使用了几种语言？你为什么会说这几种语言？日语是谁教你的？

张思然就说：我在奉天读书，在“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级学校”，日语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上课的时间比我们的国文教育还要多一些。

伊万诺维奇大尉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日本一直在满洲国推行日化教育，日语教学甚至从高级小学校就开始了。

伊万诺维奇大尉站长又问：那你说的其他两种语言是什么？

张思然说：德语和英语。

伊万诺维奇大尉在读高中和边防军学院的时候，是修习了英语的，所以他就用英语跟张思然对话，说实话他的英语流利程度远远超过他中文的流利程度。

伊万诺维奇大尉然后又问道：你跪在那里，怎么知道哪个方向，就是你父亲遗体的方向呢？

张思然就说：以前跟父亲在老林子里面也跑过的，他教过我，独株树的阳面枝叶茂盛，即朝南方向，而阴面枝叶较稀疏。即朝北方向。在林子中，岩石南面较干，而岩石北面较湿且有青苔。看你们砍的树桩，树桩的年轮，朝南的一半较疏，而朝北的一半较密。所以我判断跪的那面是南方。

伊万诺维奇大尉又问他：你说你父亲是交通员，这样吧，你说说你父亲最近都去过哪些地方，跟什么接过头？

张思然只是跟着他父亲执行任务，但是他父亲做交通员的时候，上线是谁？下线是谁？怎么接头的，张思然实际上一概不知，这也是地下工作的要求，执行任务的情报工作者，要做到上不传父母，下不告妻儿。

他就说：我父亲与人见面接头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我见着过，但是前两天我们在齐齐哈尔，7月21号我们也到过扎赉诺尔。

伊万诺维奇大尉就说：这样吧，你把近三个月去过哪些地方，什么时间你父亲去接过头。只要把接头时间和地点写清楚了，相信我找抗联的同志能证明你的清白。

张思然站起来礼貌地给伊万诺维奇大尉深深地鞠躬：谢谢您，现在我相信你们是我父亲所说的苏联同志了。

这个鞠躬动作是这些年在“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级学校”读书养成的，平时他倒没有这样客气礼貌。

伊万诺维奇大尉给他纸笔，让他写清楚与抗联的接头具体情况，这样便于抗联的同志调查。

伊万诺维奇大尉出来了，看见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焦急的等在门外，他搓着双手，兴奋的问：怎么样，他是一个日军的奸细吧？

伊万诺维奇大尉摇摇头：他是一个抗联交通员的儿子，他的父亲就在今天被兴安警备军的巡逻队打死了。

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拒绝站长这种说法：我问他什么很多问题他都回答不了。

伊万诺维奇大尉说：你不该那样问的，你应该先让他告诉你一切，你问的本来就是他回答不了的，他并不是抗联的交通员，但他的父亲是。要查证这一点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