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利他和利己

史志诚顿了一下接着道：“其实之前我就说过，现在的经济问题、人口问题等等等等，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这个意识形态是什么呢？是西方精英至上给予的特权概念。我是精英我就牛逼，我是精英我就可以拥有特权，我是精英就可以在特权之下为所欲为。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呢？不是你挣了多少钱就了不起，而是你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人民做了什么，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这里边最大区别，是挣了多少钱是利己的，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是利他的。而这些年的意识形态，故意拔高了前者，也故意忽略了后者。让人错误的认为精英才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而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去带动后富？是带不动吗？还是不愿意带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利他和利己的问题。其实，先富起来的人只要给工人涨工资，让工人有钱，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让工人有时间去谈恋爱、去花钱、去享受生活，而缩短了工作时间，也等同于增加了就业。当然，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减少了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却可以极大的拉动消费。说白了，其实现在的老百姓不容易。前几年，一个房子的首付，可能就掏空了老一辈人的存款。每月的工资，还房贷、车贷、儿女的教育、家庭的各种开支等等等等，还能不透支，还能有些许盈余预防突然出现的状况，比如说家人突然的疾病什么的，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而想让这些人挣起消费，靠放贷肯定是不行。因为竭泽而渔，起不到什么作用。可靠少数人的资本撑起消费，又不现实。因此，国家想要拉动消费，又不能搞杀富济贫，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意识形态掰回来。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别只想着搞特权、搞关系，不择手段赚更多的钱，追加他的收益，让弱势群体不断的承担成本。而是让更多的企业家，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而消费带动起来之后，对各种企业其实也是一种回馈。”

说着，史志诚就顿了一下才道：“再说人口问题。50年代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有钱吗？为什么经历了战争、饥荒、运动，我们的人口出生率都没有下降，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出生率却下降了呢？计划生育的时候，罚款、下岗、扒房子，一样有人超生，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想生了呢？当然，出生率跟结婚率也是挂钩的，跟离婚率可能也有些关系。那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剩男剩女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结婚呢？而且为什么现在离婚率却是年年攀升呢？答案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利他性和利己性。现在的人，意识形态变了。或者说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洗脑了。盲目的追捧所谓的精英，看房、看车、高彩礼、舔狗经济，都是只想着从中得到什么，而不想自己应该付出什么。就这样儿，还有公知说，人口出生率降低是经济的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还说什么西方、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都是在降低的。弄得我就想说一句放他妈的屁！人口红利不说，消费下降不说，就说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承担社保，到咱们老了以后，还能有退休的一天吗？七十多岁的收银员，八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当然，等到咱们老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人收银和开出租车了。但是弄成七十岁退休八十岁领养老金，那谁受得了呀？”

这时，史志诚见马小波听得有些茫然，就道：“可能说的有点儿远了。还是拿咱们村举例。刚才我看了看，就这会儿工夫，游客进出最多的地方，一个是咱们村的包子店，一个是咱们村的小卖部。打个比方说，同样都是为养生节出力的，可这次养生节，咱们普通村民一天挣五百，可是这两个地方一天挣一万，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就算咱们村民不会多说什么。那么下次，还会有那么多村民帮你吗？不患穷，而患不公。说白了，如果不把先富带动后富，不把利己性和利他性讲清楚，那么人心会不会散呢？”

马小波听完就皱了皱眉。

而齐老六听了后，则是点了点头道：“这个小哥说的有道理。荒田无人耕，一耕有人争。就连我们村的人都想来胡家坪开超市了。你们村的人，一定也会有往这上边动心思的。到时候你还能一碗水端平吗？要是端不平，下次就没人会真正出力了。”

没等马小波说话，史志诚就接着道：“很多国学大师都讲过，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世界。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有天生的大局观，有天生的牺牲精神。这两句话都对。大局观，其实就是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是道的理解。牺牲精神，其实也就是对德的认知。这个德可不是自身品德的行为规范。而是水利万物而不争，是利他的德。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德不配位必有祸殃，就是说你自身没有积累足够的利他性，那你得到的钱财或者地位后，伴随而来的一定是灾祸。我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就是利他性的代表。除了咱们**员以身作则外，还需要什么来影响，或者说转变咱们村民的意识形态。这个可能就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了。不过利己性与利他性肯定是一个方向。中国自古就有积德行善的观念，利他也是利己，或者说利他就等于利己。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圣人。也有人会说，劝别人利他，其实是为了精致的利己。所以想要统一思想，完全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当贫富分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