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围缫红军 第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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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王哥的部队要调去打红军,上边将他们称为土匪?红军?不就是北伐期间国共合作的共产主义者吗?对共产主义者的印象,王哥既是具体的,又是模糊的。他这时想起了罗祥,象罗祥这么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怎么成了土匪?这和他脑海中的土匪形象大相径庭,为此,他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隔了这么几年,共产主义者就变成了土匪?
其实,当时国军称红军为土匪不是没有原由,只是王哥有所不知。
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主义者曾是同仇敌忾相互合作的“战友”,不曾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叛变后,在全国各地开始武力清党并大肆屠杀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其中,共产主义者早期革命家李大*、张太雷、蒋先云、赵世炎、陈延年、萧楚女、汪寿华等均遭屠杀,广大共产主义者在白色恐怖中惨遭灭顶之灾。
由此,国共两党走向决裂,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大失败中猛然醒来,在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了拥有一支自已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随后,开始走向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共产主义者领导南昌起义,以不甘屈服、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用行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教员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8月9日,教员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主义者先后组织了广州起义、年关**、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轰轰烈烈的起义。
一系列的革命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也唤醒了广大国人,然而,这些**起义最终都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付出沉重流血牺牲为代价后以失败告终。
失败后的共产主义者痛定思痛,渐渐认识到,面对国民党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起义失败后,残剩的队伍为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开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农村转移,继而,在那里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发展革**据地。
在这些失败起义队伍中,迅速立足,站稳脚跟的,典型的就是以教员为首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队伍。
1927年10月27日,教员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江西井冈山,见这里山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粮,而且地处两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遂决定在这里建立革**据地。
次年,1928年4月,朱、陈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闻讯赶来与教员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会师以后,两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第一支军队,并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之所以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许,首先既有情感上的考量,因为,北伐战争中,由中国共产主义者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功勋卓著,威名远扬,而且,叶挺独立团一部分后来还参加了南昌起义,从这点意义讲,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支军队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血统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政治和谋略上的考虑,冠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军”乍听起来,建制完整,实力雄厚,一般认为,既然有第四军,必定前面还有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以此显得兵强马壮。其实,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朱毛井冈山会师,两股人马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余人,哪里有什么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但是,这并不重要,朱毛更寄予希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能够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使其成为如北伐军“第四军”那样英勇善战的钢铁之师。
中国共产主义者从此拉起队伍,树起革命大旗,创建了第一支真正属于自已的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接下来,共产主义者要面临巩固和发展军队的问题,然而,在那个环境,要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最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与土匪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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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十几年,军阀混战不休,社会秩序完全遭到严重破坏,这就应了千百年来“世乱匪多”那句话。其时,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因生活所迫沦为以抢掠为生的土匪,而且越贫困的地方土匪越多,土匪成为偏僻山区农村普遍的现象。而偏僻山区,恰是红军寻求生存机会,落脚要建立革**据地的栖息之地,这就不可避免与当地土匪在同一片蓝天下相处。
盘踞这些地区的土匪往往大多是保守落后的农民,平时,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也吃足了国民党的苦头,其对国民党当局中的仇恨也不言而喻,在他们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此大多数土匪从内心往往也倾向红军。
红军创建的初期,由于军事力量严重不足,生存环境恶劣,急需要迅速扩大武装,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于是,强调对土匪武装要真诚相待,要当成阶级兄弟,并通过诸如“交朋友”、“喝血酒,跪拜天地”等各种方式,以开放态度收编、拉拢大量土匪武装,其时,收编土匪成为迅速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
以秋收起义部队为例,秋收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余部军心涣散,处境困难,转移到达井冈山后,面临的就是当地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
一个是疲惫远涉的溃散之师,另一个是当地实力不容小觑的地头蛇。
如何对待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
教员亲自和袁文才促膝谈心交朋友,并送给袁部100支枪,袁文才这才放下戒备,而后也不含糊,也送给红军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红军。
不得不承认,教员高超的能力!成功化解了新来乍到可能发生的客籍矛盾。
当时教员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1000余人,一下子又增加了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600余人,两支武装合编,困境中的教员得到了很大帮助,不仅化险为夷,还为早期创建井冈山革**据地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红军还“上山学匪”,在探索游击战术的过程中,从土匪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井冈山原来有一个土匪首领叫朱聋子,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很多年也无法消灭他,他成功的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对手硬碰硬,而要灵活的游击。
教员对这个口诀非常欣赏,觉得很符合眼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且把它改造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于是反复向部队官兵宣传解说,逐渐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这个来自于土匪的“打圈”战术一经红军进化提升,成为红军游击战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屡试不爽,常让强大的敌军毫无办法。
事实证明,在1927—1930年间,红军和苏区(亦即中华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区域)创建时期,共产主义者以开放的态度大量收编土匪武装,起到了迅速壮大革命力量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共产主义者在一味快速壮大队伍的同时,还是过分估计了土匪的革命性,忽略了土匪们长期形成的不良匪气,对土匪在革命中的动摇性认识不足,。
土匪,毕竟是土匪,很快,红军队伍暴露了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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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有很多人根本来不及思想转弯,“入伍”后,很多原来的土匪身是进了革命队伍,但行动上,思想上土匪本质没变,随即,苏区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匪化”倾向。
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这些所谓的“红军”不是单纯去打铲除土豪地主,帮助群众开展斗争,相反,他们的前提是要看能弄得多少钱,于是,绑票、拦途劫掠路人腰包的现象时有出现,更有甚者,吃鸦片,官兵打骂,甚至开仗临阵倒戈等待恶劣行为屡见不鲜。
仍以井冈山王佐部为例,1928年初,何长工奉教员之命只身进入王佐的部队,当时王佐部虽然打起了红旗,但还是为所欲为,不改匪习,“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当共产主义者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不听共产主义者的话,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
何长工发现,“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
袁文才、王佐虽然投身革命,与以前相比,发生了不小的转变,并且经历了许多斗争的考验,但是,由于长期绿林生活的影响,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私人军队的观念,不能及时完全融合到革命队伍中,最终,还是难以符合一个彻底共产主义者员和红军将领的基本要求。
1930年3月,袁文才、王佐最终被共产主义者所杀,也不是没有缘故的。
可见,红军的生存发展是多么残酷,复杂。
共产主义者终于认识到,土匪和革命者虽然同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两者有性质的不同。土匪凭借着武装从事抢劫、**等暴力活动,唯一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很少遵循什么原则,没有纪律,随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而且,他们没有理想,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现存制度,对现实社会反抗是消极的,因此,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却不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只要统治者表现出宽容,他们随时容易接受招安。
这样的人能为革命所用吗?回答是否定的。
而红军则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集团,信仰上根本摒弃私有观念,有着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宏伟理想,其信条和组织纪律观念,远远不是土匪武装所能想象的。
这就是红军与土匪本质上的根本区别。
再不对收编的土匪武装进行深刻的思想和组织改造,将危及红军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导致红军的堕落和变质!
之后,红军克服阻力,严格整肃,通过“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革命种子”,“在部队中组织士兵委员会”,建立新的制度等待。1931年以后,红军中的“匪象”才越来越少,**苏区逐渐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红军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当然,此为后话。
当初,红军创建时不仅体现在人员素质上鱼龙混杂,参差不齐,同时,也表现在外观形象上。
红军初期,条件艰苦,根本谈不上后勤、装备、保障,一列红军战士站在那,没有统一齐整的制式服装、有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披戴破旧蓑笠、卷半泥腿裤光脚、有的脚穿草鞋、露出脚丫尖,枪也是长短不一,有斜挎盒子炮的、有拖地拎土枪的、完全是一派军不军,民不民的形象。
如果说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那么,一群人形象拉夸,作风涣散,行为粗蛮,给人会是什么形象?
这就给国民党当局对当时红军形象大肆抵毁抓到了话柄,国民党本身就恨不得无中生有,编造谣言,抹黑丑化共产主义者,于是,有关原来属于土匪的用词,全部扣到了红军的头上,甚至添油加醋,什么共产主义者就是共产共妻呀等待,所以,共产主义者因此背上“土匪”的名声,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也许就是这种错觉,就让国民党反动派产生错误判断,认为区区**不足挂齿。加上,一段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军阀间的东征西伐,无暇顾及共产主义者,因而给红军得以**,并迅速发展。
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和发展壮大,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并在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等地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据地日益扩大,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终于,震动了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突然猛醒,共产主义者不容小觑!
1930年10月,随着蒋、冯、阎之间中原大战的结束,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掉转枪口,调集国民党杂牌军10万余兵力,开始对**苏区红军和革**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然而,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歼灭包括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和一个师部又三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并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蒋介石因围剿失利,个人威望受到影响,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加快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开始准备第二次“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