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三厅的困厄与抉择

一位拄着木拐、右腿空荡荡裤管随风飘荡的伤兵，一步一顿地“走”上献金台。他从怀里掏出两张法币，郑重地投入箱中，朗声道：“山西前线丢了这条腿，可我不后悔。如今华北沦陷，我是有家难回。捐钱就等于是给我自己报仇。”

一位破产业主将一个布包投入箱中：“我的厂子被鬼子炸了，垮了……这是变卖最后一点家当凑的五百块钱。要是这点钱，能买上几条枪，让前线的兄弟们多撂倒几个鬼子，我……我这心里，也就舒坦了。”

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掌心躺着几张毛票：“长……长官……我讨了三天……就……就这九毛钱……请……请收下吧！要饭……已经是低人一等了……要是……要是再当了亡国奴……怕是……怕是连人都做不成了啊……”

一旁，一个擦鞋匠用力敲打着他的工具箱，声音洪亮地吆喝着：“先生！太太！擦皮鞋咯！擦得锃亮！擦完鞋，请把钱直接放进这爱国捐箱里！就当是您对抗日的支持咯！”

就在这时，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双手捧个陶制储蓄罐，从人缝里钻出来，朝着献金台前跑。储蓄罐里装的硬币哗哗直响。

小姑娘来到台前，双手举起储蓄罐往台上送，由于个子太小，踮起脚尖也够不着台边儿，她焦急地用眼光向左右求援。

郭沫若再次走过去，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和小姑娘齐平，温和地问：“小朋友，你要做什么呀？”

小姑娘怯生起来，小声说：“我要那个……”

旁边一位刚献完金的先生以为小姑娘是嘴馋了，好心指着远处的零食摊提醒：“小妹妹，这里不是卖糖的，买糖去那边！”

小姑娘委屈得直眨大眼睛：“我不是买糖！我要献金，给前方打仗的叔叔们献金！”

郭沫若心头一热，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储蓄罐，轻轻摇了摇，里面硬币碰撞的声音格外密集。他柔声问：“小朋友，告诉叔叔，这钱是哪来的呀？”

“是我的！” 小姑娘挺起小胸脯，自豪地说，“是我存下来的！妈妈给的零花钱，我都没舍得花！”

郭沫若激动地抱起小姑娘，举向献金台。小姑娘双手捧着储蓄罐，恭恭敬敬地送了上去。

台前献金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唏嘘赞叹声。

小姑娘很有礼貌地向郭沫若道谢后，从人缝里钻出去了。

郭沫若望着眼前水泄不通的人潮，转头对**说：“看这架势，不多设几个献金点、不加派些人手，怕是应付不过来了。”

**立即点头：“我也正这么想。你是咱们'名流内阁'的主心骨，你来安排就是。”

“我盘算着，”郭沫若接着说，“流动献金台得增加到十多个，工作人员从现在的48人增加到200人左右才够用。”

正说着，六百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了。一位车夫擦着汗，把一把零钱递上来：“这是我今天拉车挣的，全在这儿了。”

紧接着，天生裕茶叶铺的二十四位拣茶女工，每人手里攥着五角钱的毛票，一张张投进捐款箱。领头的女工说：“我们是天生裕茶铺的拣茶工，这是一天的工钱。”

两位拄着木棍的辛亥老兵，拖着断腿艰难地爬上献金台，献出两元钱。其中一位声音哽咽：“我们是打过辛亥革命的老兵，如今不能上前线打鬼子了，可这份抗日的心意不能少。”

人群越来越密，涌动的人流竟把入口处的木柱子都给挤断了。

**环视着这感人的场面，动情地说：“你看，来献金的大多是工人、农民、车夫、店员、小贩，连乞丐和风尘女子都来了。他们捐的钱虽不多，可聚在一起就是一座金山。”

“是啊，”郭沫若连连点头，“现在是人跟人比着捐，台跟台赛着收。原先的三个流动献金台要扩到十几个，整个武汉三镇都沸腾了！”

“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这样踊跃捐输，”**感慨道，“正说明咱们中国人这颗朴实又滚烫的爱国心啊。”

郭沫若见群众热情依然高涨，便提议：“原定的献金日就要结束了，可各阶层民众捐款的热情丝毫不减，我看再延长两天吧！”

“我赞成。”**当即表态。

主持人立即向人群宣布：“同胞们！看到大家这样高涨的爱国热情，组委会决定，献金日再延长两天！”

霎时间，万千群众挽起手臂，齐声高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雄壮的歌声在长江两岸久久回荡。

冼星海像往常一样，前往他颇为喜爱的星海歌咏团，准备教唱新歌。这个歌咏团的成员大多是学生、职业青年和一部分工人。然而，今天却出现了反常的现象：规定的时间已过去大半，却仍不见一个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返回办公室。

“你知道吗？陈诚下令取缔歌咏团体了！”张曙走过来，语气急切地告知他。

“啊？”冼星海听后一怔。

张曙又重复了一遍，并把《布告》递给冼星海。冼星海接过《布告》，念道：“不法民众连连聚众闹事，异党邪说活动频繁，违歌满城，口号繁杂。凡歌咏团体，以及武汉青年救国团等十八个组织，自即日起，宣布解散。”

冼星海捏着这张《布告》，气得双眉紧蹙，横成一条线。他愤愤地说：“我说得没错吧！前几个月，我起草的抗敌歌咏队计划上报政治部，被原封不动地驳回，他们还称‘抗战期间，军费开支繁重，宣传工作应节约从事’。原来，这些都是早有预谋的借口。”

“要是这样，我只能在办公厅里打发无聊时光了。这样的生活，哪还有抗战的氛围？我渴望有个能让我安心写曲的地方，哪怕像上海那样也好。”冼星海无奈地叹了口气。

“能去哪儿呢？回上海肯定不可能了。”他自言自语道。

“我之前曾想过到重庆去办管弦乐队，发展新的音乐事业。但现在我意识到，国民党政府走的是错误道路，我那想法太天真了。”他摇了摇头。

张曙问道：“你听说过延安吗？”

冼星海点点头：“我是到武汉后，才听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起过的。”

“中国如今仿佛是两个世界，一个在堕落中下沉，另一个则向着光明与希望奋进，延安就属于那个上进的世界。你要是真想离开三厅，就去延安吧，那里是全中国唯一圣洁、自由的地方。”张曙认真地说。

“我读过一篇《抗战中的陕北》，说延安是深深扎根于民众、充满自由曙光的地方。延安真有文章里写得那么好吗？还有，到了延安，进行音乐创作和器乐演奏的设备能有保障吗？能保证我有充足时间创作吗？”冼星海满心疑虑。

“我问过一些从延安来的人，他们说那儿有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还能自由出入。”张曙回答道。

“不过，百闻不如一见。”冼星海若有所思。

张曙又提供了一条信息：“我还听说延安有个鲁迅艺术文学院，学院的教育宗旨并非单纯进行艺术研究，而是把艺术当作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我觉得，你去延安肯定能大有作为！”

“我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像谱写救亡歌曲、组织并指导救亡歌咏班、培训歌咏人才等，刚好符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办学宗旨。”冼星海说，“不过，我还是得认真考虑一下。虽说我不认为音乐的目的仅仅是宣传，但我也明白，在民族危亡时刻，救亡问题，或者说通过音乐增强人们对救亡的认识，刻不容缓。”

张曙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你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

然而，一封由八路军办事处小王带来的信，打消了他最后的顾虑。

“向你祝贺，星海同志！”小王扬起手，亮出一封信。

冼星海接过信，看到信封上写着：“聘书一件致冼星海同志。”落款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他激动地打开信封，抽出聘书，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道：

冼星海同志：

兹聘请你担任本院音乐系教授。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

院长 沙可夫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随信除了热情欢迎冼星海前往延安教学，还有音乐系全体三、四十位师生的亲笔签名。

冼星海十分意外：“延安的朋友们怎么知晓我此刻的处境和心情？又为何给予我如此大的信任？”

小王解释道：“你的情况，周副**早就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志们介绍过了。”

“好的！我接受邀请！”冼星海毫不犹豫，几乎是带着感激之情一口答应下来，随后急切地说，“你能给我讲讲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情况吗？”

“延安是个小城，生活条件很艰苦。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口音都能听到。但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事业——抗日救国！”小王的介绍引发了冼星海浓厚的兴趣，他也插问了一些问题，以往许多不明白的疑惑都得到了明确解答。

“不过，我所说的对你而言还是间接感受。”小王诚恳地说，“到了那边，一切你都会亲身经历。总之，物质条件是艰苦些，战争时期各地都一样，但关键是人，人可以创造和改变物质条件。你接受了聘请，我们很高兴。你打算何时动身，出发前需要做哪些准备，都告诉我，我们帮你安排。”

冼星海没说什么，只是紧紧握住这位一见如故的新朋友的手。他感到这双手充满力量，传递给他一股温暖。几个月来郁积在心中的苦闷，仿佛冰块遇到炭火，瞬间消融。

参考书目：

1、《郭沫若传》，唐先圣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2、《田汉传》，董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冼星海传》，马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