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求学
“儿子,这是前门楼子。”出了火车站,父亲领我到了旁边的高大城门下。
“这么高啊!”我被那么巨大的建筑惊着了。
1935年8月下旬,作为乡下学生的我,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大城市——北平,皇朝时的旧都。
初到北平,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走出站外,一座巨大的门楼呈现在我的眼前。灰色的高起的城墙已经斑驳,而在墙基上盖起的高高大大的城门楼,虽陈旧威压犹存。
这是正阳门,北平的第一道大门,而站在城门下的少年则感到自己是那般渺小,当时唯有的念头——“这么高的门楼坍塌了可怎么办呢?”不免心怀忐忑。
前门的南面是**,北平繁华的地界,宽宽大大的牌楼矗立在大街上,下面的有轨火车“嘎吱嘎吱”地驶过来,旁边就是人,怎么看怎么有些害怕,“太容易轧到人了”,我站在街上感到有些恐惧。
这是我初到北平的感觉:北平大,却又不那么牢靠。为什么这样呢?我始终弄不清楚,或许的解释是那个特殊的时期带给人的不确定感吧。
走过北平的街道,大片大片的各种建筑如此密集。对于一个乡下小子,大大的城市如同迷宫,怕是走进去会走不出来,或不知转到什么邪恶的地方,如日本驻屯军的司令部。
看着走过道道灰墙灰房,一个一个院落,大门有漆得油亮的,有漆皮已剥落显得破败,看着看着,我忽然说出:“爹,在北平生活怕是不易吧。”
“嗯,所以你要好好用功,别任性,儿懂么?”父亲像是问像是嘱咐。
随着父亲,去了他在城里的一个朋友家。
父亲的朋友是个商人,比父亲做的买卖大多了,父亲能和他认识,是救过他一次,然后就成了莫逆和生意上的伙伴——父亲是小伙伴,大多仰仗于他。
父亲让我称他伯父,伯父姓梅,家里有个小四合院。他家人口不多,太太和一个女儿,女儿都上大学了。所以,梅先生让我住进了厢房,房间里床、桌子、凳子、柜子都有,还有一个铁的脸盆架子。
我这就算是住进了城里。
父亲临走时嘱咐我:“在人家家里,有点眼力劲,手脚也要勤快。”
“爹,放心吧,俺能做到的。”
我在家乡读中学时,正处在所谓“黄金十年”的末期,尽管那时已有人在提倡抗日,可在乡下的广大百姓观念里还是奔自己的小日子,大多对国家的实情不了解。我家也不例外,父母那辈期望着儿女这一代,不要练武,要上学读到大学,才有个好的前途。
对了,我家上几辈都是沧州的武人,到了爷爷那代眼界才宽了。祖父是武馆的把式,也就是教武术,那时称国术;他手上的功夫委实不错,远近闻名,兼做些保镖的事,因为走的地方多了,眼界打开,竟跑去南方。父亲学武也学得好,但他为家里谋生活后就不再看得上什么学武练武了。他也是到了外面,在大城市见了世面,觉得自己的孩子一定得受现代教育,以后才能在世上立足。
受到父母的影响,经过小学、中学的现代学校教育,让我有个以后考大学、搞科学研究的理想。少年时的我,读了一些科学启蒙的读物,受到牛顿、爱迪生、瓦特、居里夫人等世界上大科学家成长事迹的鼓舞,深信科学能够救国。我中学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各学科成绩都不错,家里见我西洋学科学得好,又听学校老师讲,到教育水平高的大城市学校上学,学出息了,以后报考清华大学,更是能够官费出国,留洋深造。
于是,父母便咬牙花钱决定送我到北平读书。
我家其实并不富裕,父亲做个小买卖,主要从北平、天津办货到沧州一带贩卖,远到东光、宁津。这还是因为早些年祖父是个在沧州挂了号的**,国民党当权,父亲在家不好混,才去跑码头。父亲有家传武功,到外面也不吃亏,但始终不能发达,他认为是没文化的过,所以寄希望于我。
当得知能到北平上学,不满十六岁的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几天看天天蓝,观水水清,心中一片阳光,浑身透着清爽,仿佛金色的梦就要实现,通天的路在脚下铺平,哈,自己就是怀着如此心境前往北平的。
宋朝有位和尚曾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作为学生的我,亦有同样的心气,虽然没有“死不还”的狠劲,却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学出个样子,给家庭争光、为父母争气。那时,一个乡村的男孩子曾有的如此狭窄的眼界。
我高兴地告别亲人,告别了师兄弟,特别是张横、王保二人。他俩和我同岁,一同上的小学,一同练武,有着近10年的情谊,格外投契。那时讲的就是武人的义气,重的就是发小的情谊,可我在这里提及他俩,那是因为他们是我这部书中始终并肩战斗的同志、兄弟。
开学了,进入北平四存中学初三年级学习。
四存中学,位于府右街太仆寺街口一侧,与**一墙之隔,取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所著《四存篇》中“存性、存学、存志、存人”为校名,也是办校的校训。整个学校由四幢楼房、四个大院配以各种设施的两侧平房组成,大操场远离教学区生活区,并设有音乐教室、图书馆、食堂和浴室。学校地处市中心,却能闹中取静,是所不错的私立中学,如此的学习环境是做梦也做不到的。
班主任把我领到班上,指了一个后排的座位,“冀生同学,你就坐这个位子吧。”
“谢谢先生!”我略一鞠躬。
“严良,把上课的规矩告诉新同学。”
“老师,我会的。”一个稳重且口气很正的声音从同桌的嘴中吐出。
他对我笑了下,然后我们目送班主任离开。
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也是同桌——严良,身材高高大大,仪表堂堂正正,虽然衣衫旧而褪色,却干干净净,人格外有精神,是我对他第一眼的印象。
严同学对我很和气,不嫌弃我是乡下来的,上学之初对我多有帮助,渐渐地我们走得很近,有共同的话语。因他是个店员之子,不是那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学生,在学校属于不被重视的学生,却和我有同样的理想,亦是想当一名科学家;受到时代的影响和抗日救亡的教育,后来更是与我志同道合的战友。
有了他帮我,在学校里跟着他,上课、写作业、交作业便不会出错,那时我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说法有那么几分座右铭般的迷信。
坐在教室里,旁边是讲着国语普通话的同学,让一口沧州土音的我有些不如人家的自卑,很多同学亦不待见我,古往今来常见的现象。但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用一种平和的心态适之,并把注意力放在老师的讲课上,希望学习好了能够改变同学对我的看法。
我每天用心上课,废寝忘食般地拼命掌握各科知识,有条件了啊!下课可以去向老师求教,可以到图书馆里看书;晚上伏案写作业,学习到很晚。大城市好啊,有电灯照明,房间挺明亮的,远比老家点蜡烛的光亮,所以很晚才发困。
老亮着电灯,惹得房东有些不满,每当他脸色不善的时候,我都憨憨地笑,“伯父,功课多啊!”这让他没有脾气,毕竟老友之子,刻苦努力嘛。那时电费是很贵的,看在老朋友面子上,房东收父亲的钱并不多,所以希望我能节省。梅伯母倒不以为然,觉得我用点电没啥,她对丈夫说:“小孩子用功是好事,以后大侄子发达了,不也对咱家有用麽!”用她的话说:“咱家没个儿子,以后冀生能在北平做事,或许你收他为伙计,还能指望得上呢。”我知道这是梅伯母对我好。
正是这样的奋力向学,加上有点聪明,小聪明?总之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和这里的学习氛围。我个人所重视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在高水平老师教授下,掌握得很好,成绩在班上算是突出的。就连在沧州时学的英语,也通过努力和大量阅读,进步很大,有了本质的改变。在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训练下,甚至能张口用英语对话,也是努力练习口语的结果。学习英语,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出国留学。“贼心”很大吧?
因能全神贯注于学业,很快我就在教学水平高的四存中学脱颖而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榜,我以全年级第五的排名跃居年级的佼佼者。
我于次年9月升入高中一年级就读,课程虽难了,但我学得开心。
至今仍记得四存中学重视国文,在教学中讲究:第一是提倡诵读。诵读的篇章是由君中书社出版的活页文选,老师让学生按照“桐城派读诗文的调子”来诵读那些国学名篇。每天让学生习惯晨读,校园这时充满了朗朗读书声,久之那些历代名家名句慢慢也能随口成章,印刻在心。好处还有,矫正了我的口音,国语普通话说得好了。
第二是重视作文。那时文言文虽不时尚了,但师长仍要求作文必以文言文写就,不似普通中学提倡的白话文。初中以模仿开始,到了高中各年级写的就得像模像样了,以此掌握那些国文名篇的写作方法,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经过语文老师的严格训练,我在作文时依照用精练的文字表达所要记述的事情为尺规,无论叙事或立论,初有小成。
学校特别重视书法和讲演,为此初中有书法课和绘画课,由专门的书家、画家教授。任课老师所说“书法是你们的另一张脸”的鞭策,刺激了众学子,逼得同学们都用心于练写毛笔字上,每每写完一篇,还要用钢笔再照写一遍。现在还记得写完毛笔字再写钢笔字,竟仿佛身体内有一种力量能规范钢笔字的书写,让自己的钢笔字写得更为工整漂亮了,慢慢形成自己的笔体风格。
我也醉心于不时举办的全校书法比赛和讲演大会,那是刺激和检验学生在这两方面用功和水平的机会。可惜,我并没有取得拿得出手的名次,天分和功力不够深,还需要更加努力,不过毕竟精力有限,在校时是无法实现了。
尽管在四存中学就学一年半,所取得的远远达不到崭露头角的境界,可是有了这份相当严苛的训练,对我参加革命以后的工作却大有裨益,会写善说,有那么点知识分子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