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三厅的困厄与抉择
三厅的抗日宣传搞得越红火，国民政府当局对三厅的绳索勒得越紧。三厅的工作，处处遭到掣肘，郭沫若心中十分不快。他那颗忿忿的心像受着烈火烤般难受。
这时，田汉前来研究工作，谈及三厅的前途，郭沫若叹道：“当局对我们不仅在经费上进行削减，更是在工作上横加干涉。你搞活动，他总是干涉，这也不许，那也不行，让我们动弹不得。三厅每搞一次文化活动，便有特务头子康泽之流派员前来‘协助’，以种种借口进行破坏。”
田汉点点头说：“是这种状况。前几天我组织人创作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即将发稿之际，陈诚便找上门来，说这个小册子不妥当，不能发。不能搞个别将领的宣传。于是那批宣传品被全部扣押下来。”
“三厅成立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且不说报上去的经费预算始终得不到解决，政治部还居心叵测地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规定一切对外文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始得印发，这一切等于在三厅头上加上一道紧箍咒。”憋着一肚子气的郭沫若发起了牢骚。
田汉说：“是啊，这个审查委员会居然要求三厅所印的各种宣传文件中，凡出现‘人民’‘祖国’等字眼，都要改成‘国民’‘国家’。”
郭沫若提高了声音：“再明显不过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是不要人民、不要祖国的。他们究竟要什么，却是秘而不宣的。”
田汉安慰道：“我也早就提醒过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三厅就如同地狱一般。既然来了，就暂且安下心，何必叹气呢？和那帮顽固派打交道，除了斗争，没有别的办法。”
“话虽如此，但许多具体事务实在让人头疼，是可忍，孰不可忍！”郭沫若愤愤不平地说，“这被捆着手脚的官，实在不能做了！这像花瓶似的日子，实在不能过了！我实在不愿当这个厅长了。辞职！我决定正式提出辞职！”
“沫若兄，你怎么又闹性子了？你想过没有，你辞职了，我们在三厅的这么多文化人怎么办？就算看在朋友的份上，你也该忍辱负重啊！”田汉劝道。
“那就再忍忍吧，算是为了抗战大局。”在田汉的劝说下，郭沫若暂时收回了辞职的念头。
冼星海像往常一样，前往他颇为喜爱的星海歌咏团，准备教唱新歌。这个歌咏团的成员大多是学生、职业青年和一部分工人。然而，今天却出现了反常的现象：规定的时间已过去大半，却仍不见一个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返回办公室。
“你知道吗？陈诚下令取缔歌咏团体了！”张曙走过来，语气急切地告知他。
“啊？”冼星海听后一怔。
张曙又重复了一遍，并把《布告》递给冼星海。冼星海接过《布告》，念道：“不法民众连连聚众闹事，异党邪说活动频繁，违歌满城，口号繁杂。凡歌咏团体，以及武汉青年救国团等十八个组织，自即日起，宣布解散。”
冼星海捏着这张《布告》，气得双眉紧蹙，横成一条线。他愤愤地说：“我说得没错吧！前几个月，我起草的抗敌歌咏队计划上报政治部，被原封不动地驳回，他们还称‘抗战期间，军费开支繁重，宣传工作应节约从事’。原来，这些都是早有预谋的借口。”
“要是这样，我只能在办公厅里打发无聊时光了。这样的生活，哪还有抗战的氛围？我渴望有个能让我安心写曲的地方，哪怕像上海那样也好。”冼星海无奈地叹了口气。
“能去哪儿呢？回上海肯定不可能了。”他自言自语道。
“我之前曾想过到重庆去办管弦乐队，发展新的音乐事业。但现在我意识到，国民党政府走的是错误道路，我那想法太天真了。”他摇了摇头。
张曙问道：“你听说过延安吗？”
冼星海点点头：“我是到武汉后，才听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起过的。”
“中国如今仿佛是两个世界，一个在堕落中下沉，另一个则向着光明与希望奋进，延安就属于那个上进的世界。你要是真想离开三厅，就去延安吧，那里是全中国唯一圣洁、自由的地方。”张曙认真地说。
“我读过一篇《抗战中的陕北》，说延安是深深扎根于民众、充满自由曙光的地方。延安真有文章里写得那么好吗？还有，到了延安，进行音乐创作和器乐演奏的设备能有保障吗？能保证我有充足时间创作吗？”冼星海满心疑虑。
“我问过一些从延安来的人，他们说那儿有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还能自由出入。”张曙回答道。
“不过，百闻不如一见。”冼星海若有所思。
张曙又提供了一条信息：“我还听说延安有个鲁迅艺术文学院，学院的教育宗旨并非单纯进行艺术研究，而是把艺术当作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我觉得，你去延安肯定能大有作为！”
“我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像谱写救亡歌曲、组织并指导救亡歌咏班、培训歌咏人才等，刚好符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办学宗旨。”冼星海说，“不过，我还是得认真考虑一下。虽说我不认为音乐的目的仅仅是宣传，但我也明白，在民族危亡时刻，救亡问题，或者说通过音乐增强人们对救亡的认识，刻不容缓。”
张曙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你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
此时，美丽的江城已笼罩在战火与硝烟之中。所有人都在不安地关注着战局的发展，都在决定自己的去留。冼星海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北上、南下，还是暂留在风雨飘摇的武汉观察局势？这些问题亟待他用行动做出回答。
然而，一封由八路军办事处小王带来的信，打消了他最后的顾虑。
“向你祝贺，星海同志！”小王扬起手，亮出一封信。
冼星海接过信，看到信封上写着：“聘书一件致冼星海同志。”落款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他激动地打开信封，抽出聘书，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道：
冼星海同志：
兹聘请你担任本院音乐系教授。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
院长 沙可夫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随信除了热情欢迎冼星海前往延安教学，还有音乐系全体三、四十位师生的亲笔签名。
冼星海十分意外：“延安的朋友们怎么知晓我此刻的处境和心情？又为何给予我如此大的信任？”
小王解释道：“你的情况，周副**早就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志们介绍过了。”
“好的！我接受邀请！”冼星海毫不犹豫，几乎是带着感激之情一口答应下来，随后急切地说，“你能给我讲讲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情况吗？”
“延安是个小城，生活条件很艰苦。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口音都能听到。但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事业——抗日救国！”小王的介绍引发了冼星海浓厚的兴趣，他也插问了一些问题，以往许多不明白的疑惑都得到了明确解答。
“不过，我所说的对你而言还是间接感受。”小王诚恳地说，“到了那边，一切你都会亲身经历。总之，物质条件是艰苦些，战争时期各地都一样，但关键是人，人可以创造和改变物质条件。你接受了聘请，我们很高兴。你打算何时动身，出发前需要做哪些准备，都告诉我，我们帮你安排。”
冼星海没说什么，只是紧紧握住这位一见如故的新朋友的手。他感到这双手充满力量，传递给他一股温暖。几个月来郁积在心中的苦闷，仿佛冰块遇到炭火，瞬间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