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三六年的那个冬天

1936年12月13日早晨，报童都在吆喝，“卖报，卖报，不得了的消息，老蒋在西安被抓起来了。”

突然传来的爆炸消息：东北军的**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实施“兵谏”，在西安临潼扣押了蒋介石。

这消息太惊人了！

**长期占据北平城，在北平达官贵人和老百姓中的影响很大，民间议论纷纷，说是**当年听了老蒋的话，丢掉了东三省，丢掉老家后就如丧家之犬，被南京政府赶得到处跑，跑到西北那个地方，不被红军消灭，也会被那穷地方给消耗光了。

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个穿了棉猴的东北口音的人在说：“**，张大公子，张大窝囊废，这次算是想明白了，抓住蒋介石，该带东北军回来，打回老家去，国仇家恨终该报了！”

走到他跟前我赞了声：“大叔，你说的对，东北军打回老家去，那时你也可以回东北老家喽。”

“你小子会说话！”他开心地说。

同样，这个消息让进步同学莫不感到欢欣鼓舞，到了学校，在组织的同学相互见面都是喜洋洋的，眼神相交换都表现了心照不宣，有同学说：“古城冬天未过，春天即来。”话里蛮有诗意。

我们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代表团去了西安，大家尤其高兴，“党在事变中定将发挥领导作用了。”

放学后，我们几个进步同学跟着梁康老师来到另一所学校，和几所中学的同学聚在一起开个讨论会，台上的崔老师，听说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员，发表了演说，给我们讲解分析事变的来龙去脉。

崔老师发言之前，很多同学都说：“这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下场，东北军和西北军会联合红军杀掉他，带领全国开始全面抗战。”

可是崔老师从世界形势入手，分析起“西安事变”，并对于陕北形成的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之间良好的合作局面，也作了介绍。这是我们学生不清楚的事情，听得大家极为振奋。最后他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预示着全国**面的改变，相信新的全国一致抗日的运动必将发生。”

这位学委负责人理论水平很高，他用自己的判断要求我们不要拘泥在事件本身上，而是看此事件为全国的革命形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推动形成全国各政治力量参加抗日斗争的局面能起到的主导作用。

听这样的形势报告真的很有意思，比上课过瘾多了。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远不如党组织的领导人向我们介绍的那样鲜活，为我们提高自己分析事物发展的思维和方法很有启发和帮助。

崔老师演讲完了，老师和同学仍意犹未尽，议论纷纷。可我悄悄找到梁老师向他汇报了田中老小子给我布置的任务。

前一天是周末，我在田中的商社给他打杂，他得知西安事变的事就出去了，下午回来很快把我叫去，对我说：“你滴知道你滴国家的元首在西安被他的将军抓起来了吗？”

我没正面回答，只说了两字：“是吗？”

“你是青年人滴，你得关心大事滴。”田中老小子教训起我。

我心里骂了句：“我们中国的大事用得着你老小子关心嘛。”

田中见我没说话，又说道：“你滴，回去多关心关心滴，过两天来和我说说。”他还没完了，真是阴魂不散。

所以，我必须把这事汇报给上级，怎么办得由组织上给我些指点。

可到底怎么对鬼子说，崔老师、梁老师也拿不准，崔老师便把我带到了一处地方，带我进去后，我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房间里，好像正在写着什么。

他让我们坐下，问：“老崔，有什么特别的事么？”

崔老师把我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中学生也有为党做对日情报工作的，倒让他挺意外的，同时对日本鬼子明目张胆地收集中国社情政情的情况很气愤。

他对我们说了句：“这事是得好好应付。”然后他定下了个原则：说的话要有能起到麻痹对方的效果。

我问了句：“那我们是帮谁？是民国政府？”

“不，这位同学你不能这样说，帮助谁？帮助中华民族呗。难道你愿意让中国的老百姓在日寇铁蹄下遭受蹂躏？！”

然后他用火一般的目光看着我，“记住，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抗日救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

这个人姓黄，后来在冀中和晋察冀都见过他，是个大干部呢。

我从他那里学了一套说法，再去田中那里心里有数，说得时候蛮顺溜，跟真的一样。

我对他讲：“西安发生的事，是南京和西北那边的事，与北平无关，学校学生没太大反应，都在准备期末的考试。”

“真的么？”田中眼睛反着光不相信地说。

“真正该有反应的是**吧？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这样回答的。

“嗯，你说的有道理滴。那你说说**会有什么反应？”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但我认为是会欢迎的。你们认识的人里面会有他们的人吧？”我直接把问题推给了田中老小子。

那老小子说：“是啊，是该会欢迎。”然后，又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我。

我却夸张似地说：“你们不认识**吗？”

“你滴，什么的意思？你小小的孩子，不要学坏的东西。”田中有些恼怒地吼叫道。

我又装模作样地学着鬼子的那一套，立正，低下头，口中嘟囔：“哈衣！”

那怪模怪样把老鬼子逗笑了，摆摆手，让我走了。

我没管他高兴不高兴，接着嘟囔道：“大冷天地让我来，也不管口饭。”

田中听了有几分高兴的样子，却又显不舍地从兜里掏出了两块法币，放在桌上，“你滴，工作不咋滴，讨赏却毫不难为情，这样滴不好，懂吗？”

我很快地把两块钱摸到手中，连谢都不说，说了句：“撒哟呐拉。”然后装作欢快，赶紧跑了。

老革命教的话，就是有效果。显然上级是愿意我留在鬼子的身边，认为不管当下有没有用，即使有用也不大；可以后作为红色特务，战斗敌寇内部，终归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后来，我明白了党是在抓能抓住的机会，在抗战大计下，那个时候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渐渐被同日本**侵略中国的矛盾所代替，为能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打败侵略者，就需要多多地掌握敌人的情况，那么一切有此潜力的自己人就需占领这个阵地，因为我年纪还小，很多道理可能并不能一时清楚，但只要我坚决勇敢地执行上级的命令，那就有机会通过我与日本特务的联系，掌握敌人的情报。

任务很重要，但因为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并没有走上这一条路。

“西安事变”发生后，让我们学生看到的公开舆论，在北平的报纸上是一片骂声，甚是不解。为什么那么多大知识分子表达的意见是不支持张杨将军？

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包括知名教授罗家伦等联名致电**、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次日，北平的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志龙、等人分别致电指责**；辅仁大学创办者马相伯亦致电**，表达对事变的担忧。读了他们的通电，让学生们皱眉头。

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表示扣押蒋介石后会导致时局混乱，是不明之举；同时全国各界人士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要求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

1936年那个冬天，很冷！

午后的浑黄色太阳，弱弱无力，默默无语。天边一只大雁，穿云而去，在同酷寒斗争中是那么孤单。

西直门大街上的灰土沉下去了，没几个人理会空中传来那几声刺耳的警笛。

反动当局管控更严，在这种情形下，北平的大中学学生在**的领导和组织下，配合“西安事变”的谈判进程，搞了很多救亡活动，上街****则是主要的活动。

就我们抗日青年认知，抓住蒋介石是大好事，是他百般阻挠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无耻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弃大好河山不顾，置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要求不理，这样的政府领导人要他作甚！

所以，从报纸上的言论看，让我们心情压抑，但抗日热情和决心终是压不住的！

学生们纷纷上到街头，进行抗日宣传的演讲；到北平驻军中串联，动员抗日军人，要做好坚决抵抗的准备。

民抗先组织的“年底反日大**”，我和严良、路格平等几个进步同学走在队伍的前头。路上有很多的宪兵警察惊惶得不行，有跟着的，有阻拦的，有警告的，也有劝说**者散去的。

**队伍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阻挠和破坏。最后，反动当局终于忍不下去了，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冲散**队伍，抓捕带头的学生。

这时我有经验了，看势头不对，对严良说：“怕要有危险，不能让反动派抓到我们。”拉了他，推了路格平，蹭到路边，准备赶紧脱身。

就在警察往**队伍中冲的时候，我和严良因为身手矫健，力气又大，甩开了前来抓我们的警察，护着路格平，猛冲进路边的胡同，摆脱了凶神恶煞的“黑皮鬼”，方才逃脱，避免了反动派的逮捕。

路格平，是我在北平的另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他在四中上学，是在一次校外抗日时事讨论会上认识。

讨论会由民抗先组织，来的都是靠近党的青年人。会上路格平提出：青年学生应该到工农群众中、到军人中联合抗日的力量，以自己下到民众中的行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的到来。这个观点影响了我，我觉得他的思想认识比我深刻，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抗日救亡，是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共同责任，不只是一部分社会精英的事情。

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普通农民可能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但绝不甘心受异族血腥的统治和压迫，与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有相同的抗日诉求，把他们发动起来一同投入到抗日图存的事业中去，我们就会更有力量。

思想上的认同，便让我有心和他来往。通过交谈，他也认可了我，并进一步加强与我的联系，不时地给我进步刊物阅读，也让我十分积极和愉快地更多地和路同学交往。

“抗日是应该由知识分子发动，但更是工人、农民、各阶层劳动者团结一致的共同事业，也包括爱国的军人加入，否则抗日的战争无以成功！”

嘿，路同学说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