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积极抗日宣传

有爷爷在后面支持，在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忙活起来，向身边的青年人多做工作。

乡下过年，有个习俗，是从外面回来的人喜欢对在村里的乡亲摆龙门阵，大肆“白活”外面市间的事情。年长有年长人们的说法，年轻有年轻人们的关注点。

我和张横、王保都算是从外面回来的人，聚集了练武的师兄弟和其他的发小乡亲，有那么二十来人，我讲北平的事，他们讲在天津的见闻，讲的东西却是惊人的一致，就是日本鬼子要占领华北了。

“你们说的是真的？”张顺州问，他和张横是一大家的。

“哥，怎么不是，俺亲眼见一船一船日本兵上到港口的。”张横肯定地回答。

“这，这真的要打仗了！国兴，你说俺是不是该投军去，都练了十几年的武了。”张顺州18岁，到了当兵的岁数。

“哥，依我的意见，你别去国民党军队当兵，都不是真抗战，我在北平可是知道，二十九军的军官都腐化了，就知道捞钱买人家的宅子。”说完，我看了众家兄弟一眼，缓缓说道：“要干不如咱们自家干，大家都会武，不会武的弟兄身体也好，到时拿起枪来，还怕学不会打枪，学不会打仗？！”

在家乡拉武装也是爷爷提出的，我不过是先给弟兄们吹吹风。

对周围青年从进行抗日宣传入手后，还得建立组织，所以待他们有所觉悟，便把我和张横、王保三人的进步小组扩大为一个抗日的革命组织，参加的有青年农民、学徒工、苦力等，着重吸收了一起练武的师兄师弟。这与城市的学生进步组织不同，加入的大多是劳动者，他们的立场更为坚定，他们的行动也更为踏实，觉悟后是可信赖的同志。不好意思啊，乡亲的关系是起作用的。

当我向他们表露“同志”这个词时，说法很浅薄，“是志同道合的弟兄！”“什么是‘志同’？那就是打鬼子；什么是‘道合’？是咱们大家组织起来有力量。”

嗯，这个说法挺得弟兄们认可。

我就是通过各种场合各种说法，让这些有血性有火气的青年明白国家、民族已处在危亡之际，不参加救亡图存，就会成为亡国奴，绝对要不得。

我对他们说：“咱们练武干什么？以前不管，现在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就是准备投身抗日战场，所以要组织起来。”

“国兴，组织起来没问题，你懂得多，你爷爷又挂红，俺们听你安排。”张顺州已经有觉悟了。

我们这个组织发展到12人，觉悟提高最快的有白杰——我表哥，张顺州、张顺府哥俩，他们也是家族练武的亲兄弟；刘连盛、刘树来叔伯兄弟，李际标、郑大彪、陈东升、张文广，是我爷爷那个武术门派传下徒弟的儿子或侄子，年纪十七八，我们多少年来都是亲近的。

别看我们的组织成员有很多是宗族成员，但我们并不是靠宗族关系组织在一起的，也是有觉悟的成分在起作用。那时还不能公开说**、说抗日，都是凭一份不甘心中国受日本鬼子欺侮才走到一起的。

他们与我讨论今后怎么办，我把在北平知道的革命道理讲给他们听，从此“革命”两字落到他们的心里。大家都是有志向的青年，沧州这个地方怎么也是水路码头，风气开放，再相互影响，大家便有决心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行一番义举。

“义举”学武之人能理解的词汇，受中国“行侠仗义”的传统影响使然，转化到1937年那个特殊年代，推动我们弟兄的是为解救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而战斗的憧憬，靠我们练就的功夫去与日军拼杀。

组织起来后，我们时常为国家的沦亡而着急，晚饭后大家主动到场院上练力练武，没有枪，很多人都耍起了大刀。说实在的，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挺着急的。

不仅我急，就是练武的兄弟也急，郑大彪耍了一套刀法，然后沮丧地说：“凭这个能上战场？”

我不能弱了众兄弟的热情，就说：“二十九军大刀队，不就是凭大刀劈砍鬼子，把日军从喜峰口赶走的！咱现在没枪，不等于仗打起来后还没枪，没枪怎么了，可以从鬼子手上夺嘛！”

张横插话，“俺就不信，小鬼子一天到晚不睡觉，到时夜里偷袭它一家伙也能抢它几支枪回来。近身拼杀咱怕啥？！”

“哈，说的对！这就叫以弱敌强，还可以强敌短，我相信咱沧州的武术一定有破敌之处。”我接口说道。

别说，张横的话启发了我，我没事时就开始琢磨怎么在夜间搞偷袭；同时也发动大家琢磨此事，对他们说：“准备嘛，就是先想着练着，到时不会手忙脚乱，不会临阵怯场。”

张顺州拍了胸脯说：“上阵时俺肯定不怕死。”

刘连盛给他泼凉水，“不怕死是回事，能下手才重要。”他干过屠夫，刚开始杀猪时，听见猪的嚎叫和挣扎，他真是手哆嗦。所以他有切身感受。

敢上战场，能上战场，对我们来说尚有重重关口和考验……

年过完了，家里把我安排到沧州的一所有**组织的高中上学。因在北平学的内容高于沧州中学高一的进度，开学时我跳了一级**高二学习。这样整个寒假实际也没休息，全拿来突击那些未学的课程。这一自学的经历，对我提高很大，促进了我自学能力的养成。

春天到来了，满地的草都绿了，生发着抵抗早春寒冷的骨气；沧州也是座古城，有着它不屈的性格。

走在上学的路上，望着古城，心想这该是自己新的战场；留意了脚边的青草，好似看到了这里的人们被动员起来成为抗日救国的力量而四处生长。

时间紧迫，一开学我便悄悄向思想进步的同学宣传北平学生进行抗日活动的情形，号召他们心中要有民族大义，不能有偏安一隅的狭隘意识，应该主动承担救亡图存的责任。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民间抗日活动是很压制的，特别让特务认为有**色彩的，就要被**和关押。我做这些工作都是极为小心，并严格区分了场合。家乡不比北平，我要的是工作实效，而不是打草惊蛇，暴露革命力量。

我已发现北平搞得那套其实效果并不好，是有声势和影响，可容易把自己的力量暴露出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日本**大举进犯华北之际，那么多的同志被关押在国民党当局的监狱里，极大地削弱了党在华北动员民众抗战的能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爷爷，向他老人家请教。

爷爷说这个是“左倾”教条主义，是不对的，在上海党的组织也是因为同样的行动受到很大损失，牺牲了好多的同志，“这个是教训”。他嘱咐我接受教训，踏实地把工作做好，目前就是积蓄力量，暗中培养自己的同志和骨干，建立党的组织，到了日军大举侵犯华北时，**有力量站出来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这时我挺崇拜爷爷的，他给我讲述了当年南下广东的经历，那时他去的是广州农讲所，在那里学习农民革命的道理，闻名天下的**是他的老师，还有彭湃，可惜他在海陆丰闹革命时牺牲了。国民党污蔑的“赤匪头子朱毛”中的毛是爷爷的老师，可真没想到，我问：“您老的老师该认识爷爷吧？”

“应该吧，当时从北方去农讲所的学员不多，况且我最老，能给毛委员留下印象。”爷爷还是不能确定，哈，倚老卖老，可那也是骄傲啊！实际毛**对爷爷有印象，一个中年的农讲所学员，他这个老师好奇，亲自和爷爷交谈过好一会，得知爷爷干过镖师实际没做过啥农活，对爷爷说：“你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保卫者，成为党组织的保卫者！”

悲惨的是大革命失败了，爷爷还没毕业便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农讲所遭致广东军阀的**，幸亏爷爷身手厉害，逃过了那些凶残士兵的追捕，从香港去的上海。在伍豪同志的领导下，成为特科的一员，真成了“党的保卫者”！

不过，爷爷在上海的工作当时没有详说，他老说是革命的秘密。但说那时是党的机关工作，做的是事务和服务，面对的是党的大干部，自己是外围警戒对他们进行保护。爷爷说：“地下工作一定要小心细致，看人的眼光要准，切记不要被人家口中说的漂亮话蒙蔽住，发展的同志一定要踏实、坚定和勇敢，否则宁可多考验也不得轻易接受他们加入组织。革命是要多的人，但要的是能革命到底不动摇投敌的同志。孩子，这点你要记住。”

爷爷的话我很信服，所以经常向他讨教，在学校中注意观察我希望发展的同学其一言一行，从中发现他的品行，不能光有热情而无坚韧的毅力。然后我把发展对象的情况向爷爷汇报，听取他的评价。就这样，有了爷爷的认可，我和赵苍野、刘光信、邝霞同学结成牢靠的同志式关系，将他们发展成学校中党的积极分子和抗日积极分子。

至今我仍记得初见赵苍野时的情景：是我刚到沧州高中的那天，在中午下课后，我走出了校门，一个男同学在后面追上我，轻拍了我的肩头，“冀生，不认识我了？”

我扭头看向他，面熟啊，想想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两个是一个班的，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不对，过年的时候，你去过我家，家里人给我们作过介绍。”

“噢，”我恍然大悟，“你是赵……”

“对，我是赵苍野。”他很痛快地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爷爷应该是我爷爷当年的朋友，过年到他家拜年，给我介绍过他们弟兄姐妹几人，没几天我就有些忘了，好惭愧。

“冀兄弟，你爷爷到我家说的话，我们家的人都认为有道理，抗日救亡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话他是压低声说的。

“有种的中国人就得起来抗日了，否则到成为亡国奴的时候，再提抗日可就晚了。我相信这点。”我也是低声呼应他的话。

“对啊！”赵苍野肯定了我的话，然后问我：“冀生，中午你去哪吃饭。”

“回家。”

“别回家了，到我家去吃吧，没什么好的，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