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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课桌之后

第11章 当交通员

那天是爷爷找我谈话,“国兴,你看先不要上学好不好?”

“咋啦?”我有些理解不了。

“现在工作需要,给你个交通员的工作,为党组织送信。”

“跑腿的事多简单啊,让我去,不是大材小用麽!”

“跑腿的事?多简单?你说错了。你爷爷就当过党的交通员,还是为**送信,可是一点不简单,事关党的机密,事关机密的安全,要保证上级指示迅速及时传到下级组织,能简单么?!”

爷爷的话劈头盖脸说了出来,让我一时羞愧无比。

我成了沧州市委的交通,爷爷的交代或是要求,只有一句话:“送出去的带回来的,都要用你的生命担保和捍卫。”

成为一个秘密交通员,这里有个背景,1937年延安派来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到华北各地包括大城市着手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积蓄党的力量,扩大**在华北地区的影响,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斗争。

于是华北党的工作全力发动起来,非常繁忙,各个方面各种工作都需要有人来承担有人来做,导致了人手空前的不够,上级党千方百计地从国民党监狱安排被捕党员出狱工作,更何况我们这样已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年轻同志。

党的工作之迅速活跃,需要上通下达,把**和华北党组织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各地各地区,此时交通尤为重要。故我这样有一定革命经历的青年被上级选中,抽调出来脱产工作,以后算起来,咱也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

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要有极敏锐的见机行事的能力,要能准确判断出联络对象是否安全,要能在不利的情况下用语言或是强行硬闯找到脱身的机会。这些一靠老同志的传授,二靠自己以往经历的总结,日本特务教的一些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手法也能让我用到秘密工作上了。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沧州党组织的工作汇报送到保定,那里是直隶省党的领导机关的驻所。

从沧州到保定府,隔了整个冀中,有三百大几十里地的距离。那时没有横穿冀中的长途汽车,如果快些的话是乘火车,先是津浦线,从沧州到北平;然后在前门火车站转平汉线,到保定府,要个一天多时间。可那时党组织的经费也不多,只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乘火车,一般情况就得靠徒步了。反正我年轻腿快,每天走个近百里地,四天之内就走到了。

我没耽搁时间,书包里的课本放在家里,只放了来回路上吃的玉米饼子,也没个水壶,只好拿个搪瓷碗,如此上路了。

去的时候顺利,可回来时遇上了土匪。

路上的行人有几个,算是一同行路的吧,我人小走在后面,遇到一个树林子,远远看见蹿出几条大汉拦住了行人。

我迅速躲到了一棵枝干粗壮的大树身后,蹲下身子,企图躲避那几个土匪。

行人被截住后,就听见有喊声,“你,出来!躲在那里干嘛?”

立刻令我紧张万分,以为土匪发现了自己,在身后叫我出去。我的心跳得急快,急出一身冷汗,脑子飞速转动着,要想出逃掉的办法。

硬来可是不行,这些土匪看着蛮厉害,怕是合起来我打不过。

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看着前方的路,做好逃跑的准备,反正已经被发现了,跑一跑,说不定还有机会躲过去。

就在起身要跑时,土匪再次开口,“说的就是你,你还躲着呢!说,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嘛?”

一个尖锐的男音从身后传来,“哟,大爷,我在这里方便,哪里好意思出去啊。”

我稍探出往那面看了一眼,发现那群土匪正抓着一个衣衫破败不堪、头发乱糟糟的男子盘问,我这才松了口气,原来不是在说自己。

继续躲在大树身后,等到那群土匪押了截住的人走远,我才小心翼翼的出来。

之前要走的那一条大路,有土匪守着,虽然土匪要的钱财我没有,也不能自己往土匪窝里钻啊,那岂不是自投罗网!所以不能再走大路了,心想试试走旁边的小路绕过去。

小路没有大路好走,到处都是草,时不时还有几簇荆棘,格外扎腿。即使不好走,还有人跟在后面,也是怕被劫的。

很快又走到一处树林边,树木更密些,阳光都照不进去,看不出里面的虚实;再加上是小路,没几个人,感到有些紧张,遂加快了脚步,赶紧走出这个地方。

可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站住!”只听身后草丛一阵快步过来的声音,然后五六个大汉顿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到了自己的面前,其中一个拿着一把大刀,直直地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紧张地看着身边的几个大汉,带有害怕的声音说:“你,你们,要干什么?”

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土匪不容置疑地说道:“废话,当然是打劫!”

又是强盗,回回都叫自己碰上了!看样大路小道皆被这伙土匪堵住。

拿着大刀的土匪脸上有一道伤疤,是个光头,神情恐怖,目光凶恶,狠厉地说道:“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留下!”

“我,我没钱!”我只好说。

“没钱?怎么可能?”大胡子看着我全身上下衣着,都是洋布所做,长得也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就不像是个没钱的主儿。

“凶残脸”动了一下架在脖子上的刀,“身上有什么?让我搜搜!”

“身上真没钱!”我委屈地补一句。

大胡子走上前,用手拍了拍我浑身手下,确实不像有什么在身上,便一把拽下了我身上的书包,打开一看就几块玉米饼子。

冲着“凶残脸”说道:“穷鬼!”

“你是干什么的?”“凶残脸”喝道。

我尚未回答,后面就有一声发出,“行啊,这趟值了,这么多呢!”

扭头一看,地上摊开一个包袱,有不少银元和钞票。是一个土匪打开包袱,一眼就看到了里面鼓鼓囊囊的钱袋,他惊喜地拿起来掂了掂,然后放在地上打开一看,有了刚才那声叫喊。

我退了一步,脖子上的刀又随着逼压下,吓得我立马不再动了,转过头就看到了“凶残脸”警告的眼神。

“凶残脸”回头瞄了一眼那堆钱,脸上也露出贪婪的笑容,不再管我。刚才只是他下意识地控制一下我,怕我闯过去抢钱。

他一脚把我踹翻,过去再次问道:“还有没有,全都拿出来!”

“没有了,我就只有那些钱了,你不能拿走,那是我……”

看土匪的注意力全在钱上,我趁机溜了,心里为自己的退缩而惭愧……

你说这交通员当得哪容易!

走南闯北,一次我竟徒步沿着正太线跑到太原,可以看出上级是挺信任我的。完成了几次交通任务,有了这些实际工作的体验,我与他人的交往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根据不同对象,用适合的语言交流。

出去几趟,我发现一个人要走远的话,很不方便,就是需要休息时,没人帮着照看,所以我向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上级认真考虑了我的说法,也考察了张横、王保二人,确认了我的推荐,同意把他俩发展成党的交通组成员,也让他俩入党,随我做革命工作。他们明知道这是危险要掉脑袋的事,可他们却不畏缩,勇敢地同我战斗在一起。

我每每和他们中的一人结伴,装扮成外出谋生的失学学生,去执行交通任务。和张横出去时,我多教他初中的知识,有数学有语文,甚至教他几句日语。公开的场合说这些引人注目却不让当局或警察怀疑,尤其是警察搜查时看见我们带的中学课本,态度也算是变得客气了。这还是中国重文化人的传统使然,虽然警察对搞**运动的学生很不客气,时常还下狠手,但你是好学的,他们很容易把你放过,几成我们的经验。

张横在我的辅导下,初中课程的知识掌握得很快,而且在我休息他警戒时,主动解题和抄写课文诗词,不叫苦不叫累。河北人,尤其是铁路沿线地方的人,重视文化,不是因为穷,孩子都要多读几年书,读不下去了,到城市当学徒也容易。

哎呀,任务做不完,做不完,任务一结束总有新的安排,那就拎起包气都不喘下立刻出发。领导看到我们离去的匆匆背影,吐了句:“真是好小伙子!”唉,当时年少,能做的不就是个跑腿麽!

党为了准备抗战和动员民众,各方面的党员都在全力以赴,抓紧时间工作。不过,干不完的工作,到处跑的工作,让我们三人在河北、山东、山西一带行走,了解这些地区的山川地势、河流道路、市镇村落、风土人情。可以说,我们到了每个地方都要走一圈,力争结识些当地人了解情况,尤其在冀中各地我们来回走的多,住过店,也投过民宿,遇到的老板或是房东都要好好唠唠。

“掌柜的,这地界哪条路走得安生些?”如果给的回答详细,那就再补一句,“掌柜的,您真是个好人,下回还来麻烦,请不要嫌弃。”这是我们常要说的话,自然是除了混个脸熟,更是吸取了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教训,把了解当地恶势力当作要务,以避免落到他们手上,到时有不测的后果。

特么的,抗战前的主要对手竟是土匪强盗一类,把我们练得行事颇为机警谨慎,会与陌生人打交道;且为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能够迅速活跃在冀中冀西一带,打下良好的熟悉环境的基础。

一啄一饮,莫非前定?

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面临日本**侵略的严峻时刻,有骨气、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自己何去何从——是救亡图存,还是苟且偷生。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迅速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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