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79章 余栋臣起义

马浩原等人，仔细密访，写出报告，“兹查——

“六月十九日0804，起事之日，教民受伤者仅止1人，平民受伤者计有12人之多，且半系幼童，而伤又多在后面，其为教民由后追杀，已属显然。

“细绎此情，足征平民实因教民动手杀戮于先，以致激成众怒，始有事后打毁教堂之举，确切证据业已昭著。”

成都将军岐元、刘秉璋批示：“大足教案——

“现据委查明确，实系教民先伤百姓，致激事端。当日百姓受伤，半系幼孩，幼孩岂能随从打教？且所伤多在后面，其被教民先事追打，自无疑义。

“平日教民倚教欺压平民，及控诉到官，教士出头扛帮，地方官受其牵制，往往敷衍了结，不餍众人之心。

“日积月累，民怒沸腾，遂一发而不可遏。此民教构衅之所由来也。”

据此，总衙照会林代使，“勿稍偏听，冀民教渐解嫌隙，永敦和好。”

但教会方不肯善罢甘休，咬定蒋赞臣为首犯，还将钱县令也列作被告，请提质讯，被道台张华奎驳回。

其处理意见是，“教堂被毁，事由自召，理无取偿。应请法国大臣转饬主教将彭若瑟调回，另选端方安静之教士，俟该处民教相安，猜嫌渐泯，再行前往传教。

“或欲另择相宜处所设立教堂，当将龙水镇、马跑场堂基价值由官给还，以资津贴而示体恤。”

刘秉璋认为：“至赔偿一节，现原执定衅由彼起，不能议价为说，未必就我范围。倘能做到购回堂基，不居赔偿之名，即格外从宽给价，亦尚得体。”

但二人都主张：“严办两造”，“两造”，一谓余栋臣等，罪名“大足积匪，此次打教复与其役，是以悬赏名捕，一以为地方除害，一以备教案归宿”；

一谓王怀之、朱矮子等，罪名“敢为戎首，激成六月之变”。

为弹压需要，张道台决定：1先派正右旗营勇留驻大足，2增派壮勇一营赴重庆璧山驻扎。

据张建议，总衙1891年4月29日照会林椿：“今教士彭若瑟在大足多年，迭有打毁教堂之事，其不洽舆情，已无疑义。

“且将地方官列作被告，请提质究，其蔑视中国官吏，尤可想见。

“即希贵署大臣转报贵国，将彭若瑟即行撤回，免致再生事端，以全睦谊。

“至内地建堂，非通商口岸可比，必须民情愿意，方可彼此相安。

“今龙水镇等处，经地方官查看，该处百姓不愿，断难勉强。

“并希贵署大臣转饬白主教，另择相宜之地建立教堂，不可拘定原处，庶免争论，是为至要!”

林椿对此照会不答，一面要求：将大足县城驻兵分派龙水镇、马跑场两处，“以资保卫各教民身家”，一面指责“地方官查办各教案，推脱疏忽，不无偏情”，“大足县属滋扰教堂各犯尚未惩办”，要求“迅速设法，以杜后患”。

还威吓说，“倘仍因循，未免大伤两国睦谊”。

此前1890年11月26日，岐元、刘秉璋已发命令，对“托名打教”“纠众横行”者，“按照土匪啸聚章程，不分首从，概予正法”。

12月30日，张华奎与署重庆镇总兵吴奇忠发布告示，“照得本道、镇防闻大足县地方：

“有积恶匪徒余蛮子、余翠坪、余海坪、唐翠坪、李玉亭、李尚儒等六名，素行不法，地方绅粮平日多受其害。

“本年打毁龙水镇教堂，实系此六人意图乘机抢劫，遂致良民被其逼胁，教民遭其焚掠。

“今经本道、镇委员查明确实，将派妥员干役前往擒拿，只期获此六人，以靖地方而安良善。”

同时，委派：署大足县令谈廷桢、委员候补知县桂天培，密往龙水镇捕拿。

事出不意，义军余二木匠、冉九成2人被捕杀，余栋臣率众退至余家院。

余家院后靠大山，路径错杂，旁通双路铺等场市，便于防守，又便隐蔽。

谈廷桢、桂天培考虑，“如由龙水镇一路进兵，只能攻其一面，恐其旁窜，复将路径踩熟，四面布置妥密。”

1891年4月5日清晨，清军分为两队——

副将胡家品，督带一队，由笋子沟前进，切断余家院之小路，以防义军转移；

桂天培同谈廷桢，督带一队，分调团练，由莲花寺大路直逼余家院。

义军已有准备，余翠坪“以牛儿大炮，指着天培瞄准，起意点炮打死天培”，余栋臣以为不可，说:：“父母官岂敢伤害？”

言罢，忙将大炮一足蹬歪，即率队伍转移，仅留蒋九、锺辛娃2人率少数义军防守。

清军两路攻击，蒋九、锺辛娃以寡敌众，从后山撤退，被清军追上。蒋锺2人被围，格斗伤重而死。

为了邀功，谈廷桢和桂天培，以蒋锤为“打教首要”上报，并保证“至余蛮子等既已逃飏，仍应照案缉拿获究，以儆匪恶”。

5月9日，张华奎接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电：昨与法使言，亦云“大足当移堂彭”，未知信否？但须办焚堂匪首，须赔堂费，须另择地。有此三层，或可撤退。”

张华奎不以为然，对李鸿章的前两层，阐明己见：

1“此次大足民教滋衅，系由教堂激成，事起仓猝，并无主谋于先之人，亦未伤及法国教士，按照约章，民教互斗应由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

2“推原祸始，实由司铎彭若瑟任听堂内教民肆意逞横，酿成其事，衅由自召，理无取偿。倘主教果能遵将龙水镇等处堂基退出，自当由官给价值，纵使稍从优厚，亦属名正言顺。

“否则，直言赔偿被毁堂费，司铎、教民借鸣得意，侈言夸谈，平民愈抱不平，势必两造仇愤永难泯灭，仍多隐虑，既于政体有亏，亦非思患预防之道。”

当时白德理“托言卧病，搁置不理”，张华奎认为：“彼既宕延，职道只好听其自然，俟会商再与计议，免其任意要挟。”

这样，交涉又陷僵局。